主持和倡议制定相关档案法规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开始考虑制定相关的档案法规来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第一，关于收集档案的法规。1949年10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就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问题，通过了《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这是新中国与档案收集工作相关的第一个法规性文件，大大促进了国民党中央政府机关档案的接收和收集。与此同时，在他的主持下，政务院于1950年6月颁布了《征集革命文物令》，其中指出:凡自五四运动以来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远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及同时期的其他革命运动史料，均在征集之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收集革命历史档案、文件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第二，关于公文处理和档案管理的法规。在周恩来主持下，1951年9月，政务院公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对建立政府机关的文书、档案工作作了规定，提出了档案要实行集中管理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根据周恩来的意见，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指出:“把党的档案工作和政府的档案工作统一起来是完全必要的。”“为加强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应规定各级档案管理机构在中央由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领导，在地方由各级党委秘书长直接领导。”《通知》是对社会主义档案工作集中统一管理原则的重大发展。第三，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法规。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地方由于忙于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太重视档案工作。对此，周恩来提出要发布一个决定。1956年年初，他主持召开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起草讨论这个决定。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根据他的指示，4月2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个决定，23日还发表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这个《决定》对我国档案工作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第四，关于档案保密工作的法规。在周恩来主持下，1950年2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应注意保守文书和档案的机密。1951年6月，政务院公布施行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其中规定:档案文件属于国家机密的基本范围，对档案的保管、销毁和阅读“建立严密的管理制度、检查制度”。在“文革”期间，为了保障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防止敌人乘机破坏，在周恩来的推动下，1966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其中指出:密码、电报、机密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等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所有干部和群众“都有责任加以保护”。这些法规的发布，大大促进了档案保密工作的开展。
加强档案的基本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十分重视档案的基本建设。1948年以后，各部委、各地方、各军区、野战军机关等相继建立了机关档案室。档案工作人员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队伍。1948年7月，周恩来签发了《关于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这个文件连同他批示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报告》，对档案工作建设规定了10个方面的问题:普遍建立档案工作机构;规定了机密文件阅读和办理的范围;对机密文件的登记制度;建立代电制，这种文件机密性小，但比文件传递快;规定一切文件应有文件柜、文件箱专门存放，并要加锁，改变了文件乱堆乱放的陋习;规定文件不准随身携带，改变不分场合处理机密文件的习惯;建立机密文件传递制度，机密文件一律交机要交通员传递;中央各部委发往各地方的文件统由中央秘书处机要交通科负责;机要干部调动工作须经上级批准，调离前必须将文电点交清楚;统一管理各部委的机要秘书。上述10项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党政军机关档案工作人员的业务守则。
不断改进文书档案的处理
1951年9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政务院发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对政府机关的文件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做出规定，提出了机关档案要实行集中管理为机关工作服务的原则和任务，有力地推动了政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单位档案工作的开展。1953年，周恩来对中央会议文件立卷问题指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文件，应按照每一次会议进行立卷，以便查找利用。1958年7月，在同国家档案局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到档案馆工作不仅要整理和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业务，多做索引、目录，使利用时查找方便，别找一个文件花半天工夫啊!这些指示，指出了档案整理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重视各级档案馆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档案业务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设全国性的档案组织机构和相关的档案馆。周恩来强调，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决策和领导下，以国家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为代表的全国各级各类档案局(馆)相继建设和发展起来。
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文化建设的深入和发展，形成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急需建立一整套全国统一的档案工作业务标准和规范，便于对各种档案进行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同时，迫切需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对各级各类档案部门和全国档案行政事务进行统一管理。因此，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构，已势在必行。1954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请，批准在国务院下面设立直属的国家档案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掌管全国档案事务。任命曾三为国家档案局局长。国家档案局的成立，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有领导、有计划地建设国家档案事业新阶段的开端。国家档案局成立后，逐步地在首都和各省区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档案馆。并且把建立各级各类国家综合档案馆的问题也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在国家经济建设刚刚起步，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周恩来批准了中央档案馆的基本建设计划，随即便开始了档案馆工程的建设。1956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党中央档案馆在北京开工兴建。经过3年多的建设，1959年中央档案馆即将正式开馆。周恩来欣然提笔为中央档案馆题写馆名。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成立并开馆。
1962年，周恩来到东北视察工作，看到东北档案馆由于设备简陋，大量历史档案堆放得拥挤不堪，很不便于保管和利用时说:这么宝贵的东西为什么放在这里呀，为什么不修个档案馆把它保存好呢?陪同的同志说，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不让修楼、堂、馆、所，不好修建档案馆。周恩来马上说:楼、堂、馆、所，又不包括档案馆。回到北京后，他又一次对国家档案局的有关领导说:东北档案馆为什么不修呀?这个又不是什么楼、堂、馆、所嘛!正是在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指导下，1964年7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严格禁止楼堂馆所建筑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规定:建设教学楼、研究楼、实验楼、资料楼、图书馆、档案馆，“不应视为楼堂馆所”。可惜的是，被周恩来所关心的东北档案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掉了，所保管的档案也分散了。
要建立和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档案学
周恩来不仅重视历史档案的收集、管理、保护和利用，而且重视对历史档案文物的保护和档案专业人员的培养。
1956年3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时，就档案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问题对国家档案局负责人说:“你们都要当专家，好好地把档案工作搞好，还应当发展档案学，你们应当争取当个博士嘛!”周恩来还指出:档案工作是一门科学，应当发展档案学。在他主持讨论通过并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档案学及其辅助科目应该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根据周恩来这个思想、观点，国家将档案学被列人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正式确认了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对我国档案科学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要学习苏联管理档案的经验
周恩来认为，我们虽有建立党、政机关档案工作的经验，但是，缺乏建设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经验。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应该学习苏联的档案工作的经验，以作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参考，并聘请苏联专家，为我们介绍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培养档案专业干部。
1952年11月，新中国第一个高等档案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开学。由于档案专业教育在我国是新生事物，缺乏这方面的教育专家，周恩来便亲自给苏联政府打电话，聘请档案专家来我国讲学和指导。之后，苏联政府派历史档案专家谢列兹聂夫来我国讲学，支持和促进了我国档案学科教育的建设和发展。随着档案工作发展，周恩来又指出:“为了培养更多的档案干部，可以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扩大一点!”
周恩来还积极支持国际档案业务交流和工作交往。1960年6月，他亲自批准我国档案工作者参加8月在瑞典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档案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档案会议，从而使我国与国际间的档案业务交流逐步开展起来。
要培养更多的档案工作者和专业人才
要培养更多的档案干部。1950年，周恩来在同政务院秘书厅档案科的工作人员交谈时说:档案工作很重要，应该干一辈子!1960年春，周恩来批准在北京创办档案学院，尽管后来因为国民经济困难，周恩来指示杨尚昆转告国家档案局，档案学院暂时停办。但是，他仍然十分重视、关怀和培养档案干部的成长。1959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周恩来接见了出席会议的1000多名代表，并一起摄影留念。在接见代表时，周恩来说:你们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要当司马迁。就是说既要学习历史，懂得历史，熟悉档案，搞好档案业务工作，又要研究历史、编纂史料，编史修志、印证历史。对于档案馆来说，不仅要办成一个保存档案的基地，而且还要办成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研究历史的基地。周恩来的这一论点和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档案工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58年7月，周恩来在同国家档案局工作人员谈话时问道:“做档案工作应该多读历史书，你们读的多嘛?《资治通鉴》这本书你们读过没有?”当档案工作者回答说“没有读过，恐怕读不懂”以后，周恩来鼓励他们说:“这本书是我国几千年来丰富历史的记载，你们一定要抽时间读读它，读多了自然会懂。”“你们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编写历史资料，如《资治通鉴》还有明清两朝没有续上，这是你们的责任。”此外，周恩来又询问:“档案馆对近代、现代的历史是否研究?”在谈到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著作关于历史事件记载失实以后指出: “应当用档案来印证一下历史事实。”周恩来的这些话，深刻指出了整理保管档案与利用档案研究历史的关系及档案利用与服务社会建设发展的关系，对充分发挥档案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