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千麻袋”事件——险些被扔进造纸厂的历史

 通过历史上的一些小故事，我们可以对档案的价值进行比较生动的了解。了解档案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提档案界内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故事还原：清朝灭亡以后，安放档案的内阁大库，也就是档案库房，由于年久失修，档案都暴露到外头来，有的流散出去，有的是日晒雨淋，很快便生了霉斑。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由于财政艰窘，把清宫的部分档案装了八千麻袋，一共15万斤，卖给了造纸厂作为造纸原料。当时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到造纸厂，除被当作废纸卖出的约1000麻袋档案(约1万公斤、数十万件)，将剩下的7000麻袋档案以13万元的高价全部收购到手。

这件事，就是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当时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华周刊》上撰文，把这八千麻袋的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一起，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

评论：这些麻袋里蕴藏着中国关于明清那段险些被丢弃的历史，恰如那个动乱年代的颠沛流离，“八千麻袋”以宝贵的档案内容，加上本身从流浪到回归的惊险历程，“原汁原味”地收藏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故事。时至今日，这个事件对于我们认识并重视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二、甲骨档案的发现——它从“中药”柜中走来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它的发现过程，十分偶然且富于戏剧色彩。

故事还原：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评论：不同于清宫档案被人为的丢弃，甲骨档案被放在药铺贩卖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它也在以一种特殊的载体和文字记录历史。幸而得到有识之士的细心钻研，关于殷商的历史才能被查考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从中药柜中走出的甲骨档案，无疑是上天的恩赐。作为社会实践活动最原始的记录，档案并不是虚无飘渺的，细心观察，它或许就在你身边。

三、《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档案利用引发的官司

 故事还原：1995年12月，全国知名的三联书店出版了广东青年作家陆键东撰写的一本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全书三十万字，记述了这位蜚声中外的重量级国学大师，自1949年建国至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共20年间任中山大学教授期间的生活。该书多处引用了广东省档案馆、中山大学档案馆、复旦大学档案馆等有关陈寅恪先生的相关档案资料，出版后反响非常热烈。

不料1997年3月，有人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该书作者和出版社告上法庭。原告所诉名誉受到侵害的人是1954年9月至1956年6月期间在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1979年去世的龙潜同志。原告是龙潜的两个女儿，她们认为该书作者陆键东在该书中，多次指名道姓，丑化已故父亲龙潜的形象，明显构成对父亲的侮辱、诽谤，严重侵害了龙潜的名誉权。而被告则认为，该书是以历史资料为依据而写的，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作者没有侵害龙潜名誉权的意图，因此该书不构成对龙潜名誉的侵害。

究竟孰是孰非？此案历时两年半，以原告胜诉告终。据审判长邵明艳透露，对于文革时期的揭批记录、谈话记录，在利用时应持谨慎态度。龙潜在中大一年半的时间，在书里就代表了他一辈子。陆键东应当预见到他的书会对龙造成的不良影响，龙也是当时政策的执行者，如果在书中不点名，或只说党委领导、负责人等，就不会有今天的问题。对于陆的行为，定性为利用档案不当，把那个年代的材料放到今天来用是不适当的，况且陆在书中还有渲染。

评论：充分利用档案是大势所趋，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人们也逐渐感受到档案与历史、与文化、与社会、甚至与休闲的联系。但是在利用过程中（特别是个人档案）应该充分保护公民隐私权，把握好开放与保密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