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字号”的诞生，源于商贸的兴盛。京城“老字号”有着久远的文化渊源。公元十世纪以来，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于北京，各民族在这里相互渗透、交融，形成独特的、闪烁着璀璨华光的人文景观。而其中“老字号”的生成与发展更是数百年有之、清末民初有之、近现代有之，其悠久的历史给京城增添了无限的生命力。 “老字号”是中国传统商贸文化的象征，是民族风情的载体，同时也是诚信经营理念的代表性符号。它以悠久的历史、精湛的技艺、厚重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广泛地分布在传统手工艺、传统医药、饮食起居等各个方面。其中许多品牌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百姓生活中有口皆碑，在业界享有盛誉。
在此，本报联合北京扬霖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设立《档案中的老字号》栏目，选取京城“老字号”当中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行业特色并由北京老字号协会特别推荐的具有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透过档案视角，将“老字号”企业发展的来龙去脉呈现给广大读者，以弘扬京城“老字号”的传统文化。“同仁堂”始创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同仁”一语出自《易经》“和同于人，宽广无私，应天顺人，是以大有”，寓有远近亲疏皆一视同仁之意。三百余载的沧桑历变，孕育了“同仁堂”底蕴深厚的中医药文化。
乐显扬（1630—1688年），号尊育，祖籍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今江北区慈城镇），曾任清皇宫太医院吏目，康熙八年（1669年）始创同仁堂，位于西打磨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去世。
据档案记载，明朝永乐年间，乐显扬的曾祖父乐良才举家迁往北京，以走街串巷，行医卖药为生，在当时称为铃医。为了适应在京城的生活，乐良才特别嘱咐儿子乐廷松：居住在大城市，若要发展，就不能总当铃医，必须适应大城市的医药需求，掌握中医经典理论，阅读方药著作，开阔知识视野，向正统的中医药方向转变。乐廷松把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要想结束铃医生活，彻底完成向正规中医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乐廷松生子乐怀育，乐怀育生子乐显扬。这时，中国社会也由明朝进入了清朝。
作为乐家第四代传人，乐显扬自幼聪敏，勤奋好学。他牢记祖训，努力学习中医药经典，积累医疗经验。由于出身铃医世家，乐显扬开始也是铃医，在行医卖药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和医疗经验，因此，在中医药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日子久了，乐显扬在北京地区渐渐小有名气，后经人介绍进入了皇宫，当上了太医院的吏目，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
康熙八年（1669年），乐显扬辞官回家，开始为百姓治病。刚开始，乐显扬只为病家诊脉、开药方。一段时间后，乐显扬感到应该有个药室，既能开处方，又能拿药，会大大方便病人，也能使自己的配药技术得到应用。
经过数月筹备，乐显扬的药室终于具备制作丸、散、膏、丹的条件了。药室的名称怎样定呢？乐显扬想起了儒家的经典，想起了古代所谓大同社会的标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为大同。” “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就取一个‘同’字吧！”乐显扬定了药室名称的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呢？乐显扬想到了仁字。“仁者，爱人也。”“济世养生，不就是最大的爱人吗？”想到这里，药室名称的第二个字也定了下来。 “同仁堂”药室，多么响亮而充满丰富内涵的名字。难怪乐显扬对来到他药室的人这么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君喜其工而雅，需志之。”
据《北京同仁堂史》记载，从开业之初，同仁堂就十分重视药品质量，并以严格的管理作为保证。创始人乐显扬的三子乐凤鸣子承父业，康熙三十九年（1702年）在同仁堂药室的基础上开设了同仁堂药店，他不惜五易寒暑之功，苦钻医术，刻意精求丸散膏丹及各类型配方，分门汇集成书。乐凤鸣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出“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为同仁堂制作药品建立起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及工艺规范，代代相传，培育了同仁堂良好的商誉。
自雍正元年（1723年）供奉御药起，皇家的用药品质与“同仁堂”独特的中药炮制技术和制药工艺有机融合，形成了“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的制药特色。历代同仁堂人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秉承“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精神，在实践中积极进取，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形成了以制药业、零售业和医疗服务业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产品行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老字号，对于“同仁堂”的贡献，毛主席曾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特别提到：“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为此，“同仁堂”依托历史悠久的特色药品药方，于1980年12月成立了同仁堂制药厂药品研究所，培养并吸纳各类人才，严格质量控制，推进科研创新，不断增强后劲，年年有新产品面世，从而保证了“同仁堂”的长盛不衰。今后，“同仁堂”将继续以现代中药为核心，发展生命健康产业为己任，使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更加弘扬光大！